译论|孙子尧：多元性别视角下的翻译研究

摘要：近年来, 由后结构女性主义引发的“性别麻烦”在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中愈演愈烈。对此, 中、西方学者展开了不同的理论探讨与尝试, 有人建议放弃“女性主义”, 而以“性别与翻译”取代之, 也有人建议放弃“性别麻烦”, 重拾“女性与翻译”的名与实, 追根溯源, 皆与认识论的矛盾有关。解析两种理论现象背后的文化深意与学术困境, 多元性别视角下的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可能。关键词：性别麻烦; 性别与翻译; 女性与翻译; 多元性别视角; 酷儿理论;

女性主义批判思想广泛作用于社会各个层面, 亦对翻译活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 文化议题回归日程, 翻译研究从语言学和比较文学中剥离, 自立门户, 成为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交融互通的契机。即时, 女性主义翻译学派于八十年代在北美魁北克地区诞生, 确立了性别与意识形态的核心研究范畴, 进而一呼百应, 促成了该理论视角的全球化趋势。九十年代初, 受后结构主义和文化相对论的影响, 女性主义展开反思并迸发第三次女性运动, 这次浪潮波及到了除英、美以外更多的国家和地区, 并引发了部分女性主义学者的认识论转向。以朱迪斯·巴特勒 (Judith Butler) 的理论专著《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 (Gender Trouble: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1990) 为起始, 标志着后结构女性主义流派的正式形成, 早期女性主义据以存在的两性本质主义理论根基迅速被这一流派提出的新的性别研究矢量所解构和稀释, 其中包括文化语境、主体差异、知识/权力关系、社会性别的话语建构和操演实践等, 而“女性”作为社会运动核心群体的界定亦开始受到女性主义内部和外界的共同质疑, 秉持早期女性主义生物学性别分析模式的翻译研究随即遭遇无法自圆其说的理论困境, 学术影响力日渐衰弱。

时至今日, 女性主义方法论从起初被接纳, 并积极参与和推动了翻译研究朝着跨学科领域迈进, 再到其自身理论的内部分化和认识论矛盾的凸显, 女性主义翻译正面临着发展的十字路口。作者意识到, 一个被笼统称之为“女性主义”的时代 (The Era of Feminism) (参阅Flotow, 1997) 已经结束。随着后结构女性主义性别范式的确立, 女性主义已然朝着矛盾且多元化的认识论视角进发, 并敦促翻译研究中的性别考量不得不首先言明性别概念的出处, 以进一步区分和界定女性主义翻译的流派归属和方法论问题。对此, 传统翻译界自是一片哗然, 不乏有人感叹女性主义翻译已回天乏术 (Maier, 1998) 。面对转向后两种性别范式不可兼容的方法论前提, 近期的相关研究亦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应激对策, 其中, 以魁北克学派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建议放弃“性别麻烦”, 回归“女性”认识主体 (woman as the Knower and the Known) , 重拾“女性与翻译”的名与实 (women and/in translation) (参阅Flotow, 2012) ;而为了撇清或刻意模糊与早期女性主义两性分析模式的关系, 还有一些人则选择放弃“女性主义”, 而用“性别与翻译” (gender and/in translation) 取代之, 以中国学者颇为典型 (参阅孟令子, 2016) 。

针对这两种新兴的理论话语和研究导向, 借用汉斯·弗米尔 (Hans Vermeer) (1994) 对于翻译学科发展历程的描述:所谓理论的创新和进步, 无一不是在起伏与徘徊中循环往复;在一个愈发走向多语言文化, 人口与信息不断流动迁徙, 政治变革与利益冲突此消彼长的世界范围内, 翻译的定义和它在历史语境中扮演的角色各不相同, 更不存在单一的、普世性的理论思想。因此, 作者认为, 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发展到今天这个承前启后的关键时刻, 对于任何一种新的翻译现象, 抑或是理论话语的建构, 我们都有必要尝试探讨其背后的文化深意, 是理论的进步、倒退, 还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意义创新?是出于政治的目的, 还是由于概念的混淆?基于此想法, 作者首先简要回顾早期女性主义二元性别视角下的翻译研究, 随后, 对于两种因性别范式转向而产生的应激对策, 追溯女性主义性别理论的本源, 逐一厘清现有女性主义翻译的流派和方法论归属, 以及女性主义与性别研究的关系问题, 从而对试图以“性别与翻译”同“女性主义翻译”划清界限的理论现象做出评论。随后, 对于另一类希望重拾“女性”认识主体的西方学者, 作者探讨她们矛盾情绪背后的政治和利益驱使, 并尝试结合在后结构女性主义性别范式中涌现出的酷儿理论为其提供可行性翻译研究方案。

一、早期女性主义性别视角下的翻译研究

对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中一切所谓客观、理性和中立的知识结构表象, 女性主义提出质疑并揭露它们服务父权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的社会事实。抛开人为的审美标签, 经典的普世价值和政治正确的审核机制, 早期女性主义认识论视角下的翻译研究认为, 女性的失语、“无能”和自我意识是受不同程度的语言压迫所导致的, 男性霸权话语抹杀了个体语言的差异, “翻译”恰恰是女性表达和交流女性体验的唯一方式, 也是有历史记载以来女性参与较多的社会活动之一。为此, 加拿大女性主义学者首先发起对男性语言权威的反抗, 她们利用双语优势, 揶揄、拆解、重塑语言新的可能, 借以证明改变并非不可行, 语言只不过是围绕在声音和声音序列里的随机组合;单一语言内部如是, 不同语系之间亦然。而以上激进主义女性意识、解构主义的创作手法和对语言的重新演绎都务必关联着三大要素:双语文化、翻译活动和女性的主观能动性, 三者构成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魁北克女性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加拿大两地孤栖的人文环境中, 这个布迪厄式 (Pierre Bourdieu) “科学群体” (Groupe Scientifique) 因势利导, 逐步将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发展壮大。透过布迪厄模式, 人们清楚地看到一个充满政治批判性的“非典型”研究兴趣如何异军突起, 且最终步入学术“场域” (field) 的范畴——“在某个特定时刻, 一群学者不约而同地对某个问题发起讨论, 继而以会议、创刊、撰稿、著书和评论等方式哄抬这个问题的学术价值。她们付诸以时间和精力的成本, 得到的回报不仅仅是稿费, 还包括名誉和无形的成就感” (Bourdieu, 1980:79;引自Flotow, 2006:14-15) 。事实即是如此, 魁北克学派的核心成员仅有十至十五人, 以法裔加拿大籍为主, 大部分成员同时兼具作者、译者和学者三重身份, 写作之余, 她们亦翻译彼此的作品, 群体的凝聚力不断增强, 逐渐形成社会资本的关联网络。之后, 随着公众对于女性主义刊物和学术成果的认可, 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得以持续累积。而女性主义译者擅用的“断裂式”翻译策略, 融合了不可预知的语言转换机制, 以一种“自我解放”的姿态挑战男性语言, 也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实践文本 (Flotow, 2006) 。

不过显而易见的是, 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翻译研究深受女性运动启蒙思潮的影响 (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 带着鲜明的本质主义色彩, 她们将“女性”作为重要的分析范畴, “性别”是铭刻在男女生理差异之上的社会期待, 是一系列人为规定的特征与行为方式 (参阅Beauvoir, 1949) , 而与女性同病相怜的, 是被女性化的翻译职业和“不忠的美人儿”——译文 (参阅Simon, 1996) 。因为遭受父权制度下普遍存在的两性不公平待遇和政治压迫, 女性主义发起跨越阶级和种族界线的社会运动, 旨在批判任何以男性为中心的意识形态, 反抗性别歧视, 消除刻板印象, 争取在世界范围内以及各个不同文化中最大程度的男女平等权益。在此过程中, 女性主义学者带着改变社会现状的初衷, 赋予了翻译活动阐释性和批判性的政治功能, 也为以往性别盲目的翻译理论注入了新的维度;她们力图颠覆学术话语中男性的绝对主导地位, 积极参与对原文的“女性干预” (Barbara, 1990) , 她们寻找淹没在野蛮父权历史长河中的女性声音, 批判传统翻译论述中充满“厌女情节”的性别隐喻, 她们假想出一个不偏不倚的译者, 打破隐身, 拨乱反正, 重塑女性和女性作品在翻译文学中的形象 (Flotow, 2007) 。

尽管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 人文社会科学即已开始向后学术理论过渡 (后结构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等) , 后结构女性主义流派应运而生, 但事实上, 迄今为止大部分女性主义学者对于性别理论的后结构主义转向有所迟疑、排斥甚至是反对, 她们一方面意识到新的性别范式有助于打破本质主义的二元桎梏, 并解决了翻译研究中的身份政治问题, 另一方面, 她们中的大部分人却又始终选择了秉承早期女性主义的两性划分, 甚至提议抛开社会性别的概念, 转而关注生物学意义上的“女性”与翻译实践和理论的关联, 其中, 矛盾情绪表现得最为强烈的要属加拿大魁北克学派。与西方学者相比, “女性主义翻译”的概念自2002年进入中国学术话语, 从引介、热议、运用、反思再到2013年之后趋于减退, 现有研究中的性别视角几乎停滞于本质主义阶段, 所涉及的本土女性译者和翻译案例分析也大多牵强附会地套用了魁北克模式 (刘满芸, 2018) 。不过也有例外, 与前者相反, 这些学者似乎急于撇清与“女性主义”的关系, 她们以“后结构主义性别理论”替代“女性主义”, 以“性别与翻译”替代“女性主义翻译” (孟令子, 2016;戴涛、缪斯, 2018) , 虽然类似的论述仍处于阐发和理论层面的探讨, 却无疑值得我们关注这一多见于我国学术话语中的现象。鉴于此, 作者将从最为本源的问题出发, 分析和梳理女性主义内部认识论矛盾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理论前提, 并在此基础上, 尝试对女性主义翻译所属的性别流派进行归纳和界定, 同时厘清性别研究与女性主义的关系, 这既是对以上中、西方翻译研究现象的回应, 也将有助于在接下来的部分继续思考和探讨新旧性别范式在翻译研究中的可适用性、存续性和远期应用问题。

二、从“女性主义翻译”到“性别与翻译”

任何理论知识的形成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以女性主义为例, 它既非单一的理论流派, 也非建立在传统社会学和政治学理论基础之上的衍生品, 它自始至终与女性运动同步进行, 自身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换句话说, 女性主义借鉴并融合了不同理论思想和方法论传统, 从一开始, 其内部便流派丛生各执一是, 尚未达成统一的理论共识。但作为批判性理论类别, 女性主义反思社会现状, 挑战一切理所当然的既定事实, 并致力于为现有世界秩序提供可行性替换方案的决心却是从一而终的, 尽管也有学者指责早期女性运动“不遗余力地打造理想的政治环境, 并不比他们试图颠覆的父权制度高尚多少” (Arrojo, 1994:159) 。对于女性主义性别理论的追溯,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的问题来展开:

1) 什么是女性主义?如果说女性主义是多元的, 那么是否需要界定, 且如何界定“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和实践中的女性主义派别?

正如李银河 (2005) 谈到, 女性主义并非铁板一块, 各个女性主义流派对于“性别”和“性别歧视”的起源和性质有着不同的定义, 对于如何消除性别歧视的方法和观点也不尽相同, 而在不同的文化和地缘政治环境中, 女性主义的阶层属性和现实目标更是大不一样。在理论研究层面, 最具有代表性的女性主义流派包括自由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和后结构女性主义。具体而言, 自由女性主义诞生于十八世纪法国革命和西欧启蒙运动, 是西方女性运动史上最早出现的理论派别, 她们主张经验研究, 记录、批评和纠正女性在社会公共区域的身份缺失和在私人生活空间的从属地位。她们常用三种途径来改善以上现状:一是“发现女性”, 用最直观的男女比例数据说话;二是“添加女性”, 鼓励和支持女性真正进入并立足于社会某个领域;三是“补充说明”, 将被遗忘或是被扭曲的女性经验补充到现有的历史书写之中。激进女性主义发迹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本着关于女性、由女性创造且为女性而创造的宗旨, 她们的理论成果在于论证并确立了“父权制”是导致女性从属地位的历史和政治根源 (同上) 。同期,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受历史唯物论、激进女性主义和心理分析研究的共同影响, 试图冲破马克思主义的性别盲目和自由女性主义对于政治生态环境的忽视, 辩证地审视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社会阶层对女性的双重压迫。九十年代, 后结构女性主义作为最晚出现却最具有颠覆性的女性政治理论之一, 她们挑战一切关于理性和解放的宏大叙事以及本质主义生物决定论, 她们采用后实证研究方法, 冲破二元性别藩篱, 转而关注性别的话语建构和身份政治的现实体现, 探讨个体的、无意识的和下意识的矛盾、反抗和演化, 同时也关注语言霸权、前殖民地和第三世界国家等权力结构对于性别关系的影响, 借以制造新的学术舆论, 推动社会革新的进程。由于后结构女性主义颇具自我批判精神的理论特点, 其性别范式在某种程度上动摇和瓦解了先前三大女性主义流派的立论基础, 故自其诞生伊始便不断遭到女性主义派别内部的排斥和反对。

不难看出, 不同历史时期和理论环境中产生的女性主义流派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存在巨大差异, 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往往难以兼容。例如, 自由女性主义惯用的普世哲学和科学实证研究追求尽可能价值中立的经验数据, 她们首先建立相关命题的理论假设, 进而探讨假设与现实情形的符合度, 再通过“平实”的语言描述并揭露一个客观事实, 而后结构女性主义则认为根本不存在客观公允的事实证据, 一切打着“科学”幌子的理论“叙事”皆受到价值负载和意识形态的驱使, 她们推崇民族志式的后实证研究, 强调历史的偶然性和文化语境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 反观女性主义翻译研究, 以最具影响力的魁北克学派为例, 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魁北克学派运用早期女性主义性别两分的生物学观点, 她们富于修正主义的“发现”、“添加”、“干预”和“重写”与自由女性主义如出一辙;同时, 她们沿袭了激进女性主义的理论前提, 毫不掩饰先锋写作与女性主义翻译项目背后的政治意图即推翻“父权制”和彰显“女性的自身优越性”;然而在后结构主义的感召下, 她们亦号称要“打破传统理论中的二元对立模式” (详见Simon, 1996;Flotow, 1997;Bassnett, 2005) , 却常常深陷自身建构的二元理论前提无法自拔;她们试图提出比传统“父权”翻译理论更加公允、平和且建立在原文与译文、作者与译者合作共赢基础之上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却迫于女性运动对于“女性真理”的捍卫和对“政治权力”的诉求, 最终沦为新的“女性逻格斯中心主义”价值观 (Arrojo, 1995) 和关于“女性”的宏大叙事。不过, 还有另外一些学者, 例如Arrojo、Harvery、Maier和Spivak等, 她们批判前者自相矛盾的双重标准, 指出前者倡导的“随时随地让语言为女性说话”实际上是一种基于欧美中心的论调, 不分青红皂白地将所有女性视为父权制受害者, 将所有女性创作解读为女性主义创作, 又或是为了迎合西方翻译市场需求而过度异化“她者”, 从而加剧了文化间的沟壑与权力结构的倾斜;同时, 她们所定义的性别概念真正意义上结合了后结构主义的观点, 以“女性指涉” (people referred to as women) 、“跨性别者” (transgender) 和“顺性别者” (cisgender) 等身份认同取代了本质主义性别二元论, 因此, 由以上学者发起的翻译研究则属于后结构女性主义性别范畴。这样一来, 若我们对于女性主义翻译所涉及的理论流派、方法论和研究语境等不予以适当地界定和区分便一概而论地展开讨论、批评或否定, 未免有失偏颇。

2) 什么是性别研究?性别研究和女性主义是什么关系?“女性主义翻译”同“性别与翻译”研究有区别吗?

首先, 性存在 (sexuality) 、异性恋和同性恋等概念于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诞生, 前期由一系列宗教的、伦理的、启蒙运动的、生物医学的和地域世俗制度规定而成, 其中, 女性的性存在在整个现代社会历史中一直处于科学与道德的“严厉”审判之下 (Mottier, 2008) , 这是促使自由女性主义先驱利用男女生物模式在十九世纪末发起第一次女性运动, 进而在实践基础之上建立起女性主义理论和相关性别研究的契机。另一方面, “性别”一词似乎历来就与“女性”有着撇不清的关系, 无论是在语法层面还是在现实世界的指涉中, 例如, 现代汉语里的代词“他”既可以指代“男性” (同英语里的man as male) , 也可以泛指男性、女性及一切事物 (man as generic) , 而代词“她”则只能专指第三人称单数的“女性” (woman as female/gendered) 。在不同语言中, 类似的用法不胜枚举, 于是很多时候当人们谈起性别或性别研究, 似乎也能“自然而然”地联想到那是“跟女性有关的” (something about women) , “女性做的事” (something that women do) (Caver, 2014) 。

而就性别研究和女性主义的关系来讲, 我们不妨反过来思考, 是否存在“非女性主义”的性别概念?事实上, 不论是解剖学意义的人体特征和差异, 还是在社会制度中人们通过话语陈述和切身体验共同建构的有关于性别、性存在和性关系的意义流动, 都关乎着同一个问题:我们是谁?根据琼·斯科特 (Joan Scott) (1999) 的定义, “性别”一词是肉体与自我行为中“文化”部分的可塑性, 连同剩余的、无法改变的“自然”属性的总和;两种属性相互依存, 相互定义, 却又无法彻底取代对方。当女性主义性别研究将“女性”、“女性气质”抑或是“女性指涉”等作为主体 (the knower) 与对象 (the known) 进行分析的同时, 也相应地衍生出关于“男性”、“男性气质”以及“男性指涉”等诸多社会性别身份的理解和定义, 这是构成任何理论知识体系所必须具备的包容性 (inclusiveness) 和排他性 (exclusiveness) , 是关于“自我” (Self) 和“她者” (the Other) 的原型 (prototype) 划分, 也是意义诞生的差异性 (difference) 和延异性 (differance) 前提。正如在十九世纪, 当人们开始关注并呼吁保护“同性恋”权益时, “异性恋”的概念方才随之诞生, 而往往被不假思索地纳入“非女性主义”的性别研究类型, 例如, 男性和男性气质研究 (men and masculinity studies) , 无一例外的, 都是在“受女性主义启发” (feminist-inspired) 和“对女性主义友好” (feminist-friendly) 的性别理论框架下进行的 (Carver, 2003:290) 。正如特勒尔·卡弗 (Terrell Caver) 指出, 与其说存在“非女性主义”的性别研究或性别概念, 不如将其看做一种矛盾修辞法, 即利用两种不相调和, 甚至截然相反的词语来形容一个事物, 以达到强烈的修辞效果 (同上) 。反观翻译研究中的性别范式问题, 从早期女性主义翻译以生物学“女性”概念作为重要的解释范畴, 再到后结构女性主义翻译以“女性指涉”等社会性别变量作为文本和语境分析的切入点, 后者既没有脱离女性主义性别理论, 也无法否认早期女性主义翻译研究所奠定的学科基础。同时, 值得提醒的是, 法国后结构主义流派发展至今, 以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 为代表的学者对于性存在的历史建构和身体体验有着较为深入的探讨 (参阅Foucault, 1988) , 却未曾有所谓“后结构主义性别理论”或“后结构主义性别研究”发展起来。当一部分女性主义翻译研究逐步转向关注性别话语的跨语言文化实践和身体操演时, 也往往是在以后结构女性主义的经典著作《性别麻烦》为理论蓝本的基础上展开讨论的 (实际上, 在这些学者对于所谓“后结构主义性别概念”的理论描述中也有相关引证) 。因此, 作者认为, 在厘清了女性主义性别理论的发展历程并对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加以流派归属和方法论区分的前提下, “女性主义翻译”和“性别与翻译”二者并无实质性的区别。

三、重拾“女性与翻译”的名与实

关于为何要放弃“性别麻烦”, 正如前文谈到, 虽然魁北克学者清楚地认识到解决早期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中的本质主义困扰和身份政治问题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过程中并不乏有学者顺应后结构女性主义的潮流“试图”推翻二元对立的理论传统, 却最终出于对女性运动的政治诉求, 对女性作为社会运动核心群体的身份定位, 以及对女性遭受“父权制”压迫的“社会事实”和“理论前提”的捍卫而表现出前后矛盾的复杂情绪。随着文化相对论 (cultural relativism) 、交叉性社会身份认同 (intersectionality) 和酷儿理论 (queer theories) 在后结构女性主义的性别分析模式下结合并发展起来, 那些坚守着女性政治立场的早期女性主义理论流派却又不得不逆势而为, 对以上学说提出诸多的质疑并发起强烈的抵制。具体而言, 文化相对论强调地缘政治对文化价值体系的划分, 每一种文化、信仰或行为风格都只能依据它自身所属的价值体系来评价, 而不应该受限于以西方为中心的“普世标准”。交叉性社会身份认同的概念和分析框架旨在描述、评估和审视社会微观层面的独立个体在一系列由性别、年龄、人种、语言、肤色和阶级等组成的交叉性因素中所共同建构的身份认同和身份政治, 从而削弱了“性别”或“女性”在社会歧视或压迫中的唯一相关性 (Cronin, 2002) 。而酷儿理论更是破除常规, 它站在所有社会“亚文化”、“灰色地带”与政治“边缘人”的立场, 干预一切主流理论的宏大叙事及其合理性 (Butler, 2004;Lewis, 2010) 。正因如此, 面对“女性”认识主体一度被后结构女性主义性别范式唱衰的趋势, 在众多充满惶恐的反对声中, 路易斯·冯·弗洛图 (Luise von Flotow) (2012:128) 提出是时候放弃“社会性别”的概念, 并重新回归西方二元认识论下的“女性”视角了!随后, 在2017年最新出版的论文集《翻译女性:不同的声音和新的视野》 (Translating Women:Different Voices and New Horizons) 中, 弗洛图和法尔查那·法尔扎德 (Farzaneh Farahzad) 再度重申“女性”认识主体在翻译研究中的主导地位, 而对于欧洲中心主义和本质主义的诟病, 她们似乎也寻找到了新的解决方案, 她们提议在跨国主义 (transnationalism) 的理论框架下, 融入/加入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中女性参与翻译和被翻译话语建构的切身体验, 同时她们极力地反驳道:我们并非本质主义者!我们只不过是作为女性学者、女性作者和女性译者经历、干预并揭露了这个世界的本质主义实质, 及其渗透于立法体制、民事准则、地方与政府机构乃至传统习俗与流行文化等方方面面的社会现实;这是克服本质主义的意识前提, 正如我们必须首先承认跨文化互动中的“她异性” (alterity) , 才能更好地磨合与“她者”相处共荣的方式, 以及探讨差异在不同语境中的旅行和演变。

在某种程度上, 弗洛图和法尔扎德所倡议的这种以退为进、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应激对策似乎与雅克·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 (1987) 的解构主义策略有着些许相似之处, 即为了避免将一切形而上学且闭塞僵化的二元对立体系合理化, 于是首先去认识和定义它的存在;虽然这种权宜之计并未能消除以魁北克学派为代表的西方女性主义学者试图为“她者”发声的道德风险, 以及她们一直以来将女性 (主义) 翻译研究的适用性主要圈定在英、美地区, 并将女性主义知识的传播形式、内容和“真理”的裁决权集中在英语学术圈的事实 (Castro, 2017) 。在这个极力坚守“女性”阵营以维系二元性别的差异与对立, 号称以“追求两性平等与解放为己任”的女性群体内部所暴露出的英语霸权倾向无疑是自冷战结束后西方文化殖民的新形式之一:非英语地区沦为肤浅、无知的边缘人/她者, 非英语世界的学术思想被大量无视, 而“她者”更被剥夺了自我表达和参与主流学术对话的权利。对此, 中国学者闵冬潮曾针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西方女性主义知识通过翻译媒介在中国的理论之旅展开讨论。通过反观中国语境下的女性主义性别研究、社会性别话语与实践, 以及女性运动形式的变迁, 并结合理论流动的空间性、地域性与人为性, 理论话语建构的物质基础, 以及知识旅行的文本载体 (翻译) 、技术网络途径和资本市场的运作规则, 闵东潮 (2014/2017) 指出, 尽管在人文社会科学后结构主义转向以来, 理论流动表象下的利益驱使、知识霸权和地域优势备受声讨, 但世界范围内绝大多数理论自西向东, 或自北向南单向流动, 逆流的情况几乎不存在, 以及在流动过程中形成的知识断层比比皆是。

另一方面, 英、美主流学术界向来崇尚分析哲学 (analytical philosophy) 和科学实证主义研究方法, 而魁北克学派继承了历史最为悠久的, 由中产阶级白人女性所发起的自由女性主义和激进女性主义理论传统及其“加入并煽动” (add and stir) 的分析模式, 相比之下, 后结构女性主义深受欧陆哲学 (continental philosophy) 和批判理论的影响, 朝着多元性别视角/指涉发展, 将以往的性别决定因素变成了性别不确定因素;后者不拘一格的反叛精神, 以酷儿理论为例, 主要体现在对认识主体的大力驱散, 对性别身份的操演 (performativity) 和戏仿 (parody) , 和对知识/权力话语的自由诠释, 却在亚文化、前殖民地和第三世界国家引起了极大地共鸣 (Harvey, 2003) 。对此, 大多数归属于早期女性主义流派的翻译学者纷纷指责后结构女性主义性别模式即使没能彻底瓦解“女性”作为反抗性别歧视和政治压迫的核心范畴 (Gamson, 1995) , 也“至少削弱了她们的力量” (Flotow, 2012:131) , 相关的翻译研究也是成果寥寥 (Castro, 2009/2017) 。然而通过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 这一股由北美女性主义翻译学者发起的回归“女性与翻译”名与实的矛盾、争吵和学术舆论背后实则隐藏着女性运动的政治诉求, 她们中的不少人虽然已在理论层面上趋同于后结构女性主义冲破本质主义传统的分析方法, 然而在女性社会运动的政治意义层面, 她们依旧无法放弃赖以存在的二元理论根基, 因为一旦女性的“共同属性”被个体差异所瓦解, 当“女性”不再被桎梏于生理特征, 而是包含了一切话语建构、身体操演和自我界定的“女性指涉”范畴, 那么曾经宣扬的全球女性共享知识, 以及女性运动追求平等和自我解放的合理性将被极大程度地颠覆。

四、多元性别视角下的翻译研究

在前文中, 作者追溯了女性主义性别理论流派以及方法论的发展历程, 并针对女性主义性别范式后结构主义转向, 中、西方翻译学术圈所呈现出的不同应激对策做出了相应的分析, 扫除了因概念不清而引发的理论术语混用, 也对女性主义翻译自始至终服务于女性运动的政治目的做出了解释。然而, 对于早期西方女性主义流派放弃“性别麻烦”, 回归翻译研究中“女性”认识主体的政治权宜之计, 作者觉得尚有值得商榷之处, 对此, 我们不妨再试问一下, 何为“性别麻烦”?

巴特勒曾在2004年的专著《消除性别》 (Undoing Gender) 中解释了《性别麻烦》一书的写作初衷, 谈到她所创建的性别操演理论实际上是基于她个人对于社会上现有的、仅供选择的两种性别身份的“麻烦”事儿, 因为在那个时候, 她觉得自己既无法认同自己是男性或女性, 又无法实践人们对于男女两性操演模式的社会期待。在她的理解里, “操演”是指所谓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并非刻画在男女生物肉体上的既定事实, 而是人们在不断重复地操演实践中形成的一些约定俗成的刻板印象, 例如穿衣风格、行为举止、说话语气和社交礼仪等, 从而通过这些印象特征, 传达和告诉人们谁是男性, 谁又是女性 (Carver, 2014) 。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中, 以上的操演实践有着不同的内容、形式和制度上的规定, 换句话说, 两性“差异”的人为区分之所以显得“有必要”, 只不过是因为男性和男性气质随之拥有了比女性和女性气质更具有社会权威和政治地位的象征意义。为此, 巴特勒将自己的性别麻烦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带有社会政治目的的理论纲领:“我试图想象一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 即便是那些处于现有性别模式之外的, 抑或是对自己的性别身份有着困扰的人, 也能不仅过着得体的生活, 还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理解。我希望这种性别麻烦不仅被人们所认知, 也能被给予相应的尊严” (Butler, 2004:207) 。

显而易见, 这些多元的、流动的、不确定的、制度以外的, 被统称为“麻烦”的性别身份亦有着同“女性”一样的政治诉求:被认知, 被理解, 被尊重。不同的是, 早期女性主义以及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致力于解构“父权制”的菲勒逻格斯中心, 以及废除理论话语中充满厌女情节的性别隐喻, 然而她们的尝试并不成功, 却不幸被洛里·钱伯伦 (Lori Chamberlain) (1988) 言中, 在前者引以为傲的双重标准下, 她们仅仅是建立起了新的理想化的女性罗格斯中心和女性优越性。而当“性别麻烦”以“酷儿”的社会身份得以重新命名, 并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正式进入后结构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的认识主体范畴, 尽管她们成功地打破了本质主义的二元论调, 却遭遇到了更多的“麻烦”, 即如何将如此多元的性别视角运用到翻译研究当中?

回顾现有的, 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 凯斯·哈维 (Keith Harvey) (1998) 首先发起了对一系列同性恋身份认同在文学翻译实践中的探讨。哈维指出, 同性恋身份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 由文本内外的、身体的和话语的操演共同参与完成, 呈现形式繁多。对于这种“表演而非存在” (performance rather than existence) 的社会认同类别和话语现象, 哈维建议翻译研究学者可以关注它们在不对等的跨语言文化传播中的流动与变化, 其中, “不对等”既可以是性别意识层面的, 也可以是社会制度层面的, 而那些富有自我表现 (self-representation) 和自我识别 (self-identificatory) 功能的语言学标志在新的文化语境中是变得“收敛” (tone down) 了, 还是被刻意夸大了, 这也是值得探讨的社会文化课题。而后, 随着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 (LGBT) 运动在西方社会逐渐形成规模和影响, 阿尔贝托·米拉 (Alberto Mira) 正式发出“让同性恋在翻译中出柜” (bring homosexuality in translation out of the closet) 的政治号召 (1999:112) , 这与女性主义翻译先驱芭芭拉·戈达尔徳 (Barbara Godard) (1990) 在九十年代初发起的倡议:“将女性写入/译入现实” (translating/writing women into existence) 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不过, 自哈维和米拉之后, 翻译研究中的多元性别视角便沉寂了下来, 而早期女性主义翻译学者也指出, “新的性别模式在翻译研究中似乎并未提出新的研究思路和翻译策略” (Flotow, 2007:104) 。然而, 鉴于当前女性主义翻译研究所面临的理论发展与政治诉求无法兼容的两难处境, 作者认为是时候深入思考和探索多元性别视角在翻译研究中的运用问题, 而我们首先要做的, 是要再次厘清酷儿理论与翻译研究相结合的认识论前提。值得欣喜的是, 时隔二十年之后, 酷儿性别视角突然在近期的翻译研究中有了强势回归的势头, 对此, 有学者不禁感慨, 这仿佛是在“弥补失去的时间” (Baer&Kaindl, 2018) 。

关于如何着手酷儿视角下的翻译研究, 巴里·杰·艾普斯汀和罗伯特·吉列特 (Barry Jay Epstein&Robert Gillett) (2017) 谈到, 酷儿缘起于女性主义性别研究却并不局限于性别问题, 它不仅包含了所有非常态化 (non-normative) 的性存在和社会性别身份, 也是一种既调侃又严肃的政治和理论干预手段。相比之下, 翻译是不对称权力关系的互动场所, 是社会认同的操演实践和对意义的无限延异, 于原文而言, 译文的多样性和流动性就好比性别意义上的酷儿。在不同文化背景下, 性取向和性别偏好等问题有着不同的话语建构, 而多元化的酷儿性别身份常常是被视同为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观, 它的概念和实践体验往往是以英、美国家为中心, 对外辐射至全球范围内:在此过程中, 它所经历的路径与受众, 或被强行植入抑或遭到本土文化的排斥, 都与理论旅行中的翻译操纵息息相关, 其中包括了所有“弄巧成拙”地挪用、剽窃、透支和意义曲解等, 而它最终所呈现出的形态, 无疑为研究晚期资本主义的新殖民扩张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理论视角。这样看来, 酷儿视角与翻译研究的结合, 实际上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 极具反讽精神的政治态度, 目的是在于披露主流意识形态的极权主义 (totalitarianism) 倾向, 及其内部的矛盾与不连贯性。无论是人文语境的跨越 (translation) , 还是性别身份的倒错 (transvestism) , 翻译与酷儿皆能相互指涉和隐喻, 并在新的殖民对弈中搭建起文化交流的“异质空间” (也称为“第三空间”, Third Space) , 其中, “异质”包含了多声性、对话性、渗透性、互文性、混杂性、居间性和不确定性等特点。

同样, 布莱恩·詹姆斯·贝尔和克罗斯·肯戴尔 (Brain James Baer&Klaus Kaindl) (2018) 也指出, 自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之后, 传统翻译理论学者亦开始关注并揭露权力与知识表象下的语境差异, 而酷儿研究在此基础上更进了一步, 它将对差异的表象提出质疑, 这样一来, 酷儿视角与翻译研究的结合势必引起轩然大波, 并波及到所有传统意义上的表象模式 (拟态、映象、复刻) 及其衍生出的关于“主权” (原文、作者、男性、殖民者和性常态) 与“附属” (译文、译者、女性、殖民地和非常态化性存在) 的自我内化与审核机制。例如, 社会性别的概念经由翻译活动开启跨语言文化之旅, 尽管就目前来看, 理论旅行趋于自西向东、自北向南的单向流动 (闵东潮, 2014) , 但酷儿认识主体复杂且多元化的属性却时刻警示着人们:历史结构的表象下, 所谓权威的、主流的和普世的价值观, 皆为话语的建构, 而话语本身, 即是一种断裂性的、偶然性的和发散性的叙事方式。在此前提下, 酷儿既是多元性别身份的标签, 它包罗了一切“非常态化”的社会认同, 也可以是打破“常态”和挑战一切霸权主义的改革精神, 更是身份政治和建构新的知识/权力话语的意义驱动。因此, 不论是酷儿化的翻译视角 (queering translation) , 还是翻译酷儿 (translating the queer) , 又或是全球语境中的酷儿实践 (queer in translation) , 酷儿与翻译的结合都必然激发出新的学术可能, 而前者与生俱来的政治敏感性和反叛精神, 必将极大地推动翻译研究朝着交叉性和跨学科的方向发展。

五、结语

女性主义翻译学派创立至今, 由魁北克学者建构的早期性别与翻译研究模式在后结构女性主义多元性别视角的冲击下, 已逐渐朝着学科的内部分化与多声性共存的趋势发展。在短短的四十年时间里, 声势浩大的女性运动通过不断地反思, 发展出了新的且更具有批判性和解构主义精神的认识论与分析范畴。在这个过程中, 中、西方翻译研究学者面对矛盾且多元的性别理论视角, 亦做出了不同的探讨和尝试, 其中有因为概念不清而引发的术语混用, 也有为了女性主义政治理想而做出的权益取舍, 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新的性别范式在翻译研究中的运用却处于成果寥寥的状态。庆幸的是, 在近两年的翻译研究中, 作者看到由后结构女性主义发展起来的酷儿理论呈现出回归的势头, 通过对这种新的分析模式的初步梳理, 作者亦感到多元性别视角下的翻译研究不仅不会像早期女性主义翻译流派所顾虑的那样瓦解政治运动的理论根基, 反而, 它在真正意义上形成了对抗西方中心主义、本质主义以及新殖民主义势力的颠覆性政治力量。正如苏姗·巴斯内特 (Susan Bassnett) (2017) 谈到, “后”字前缀并不一定意味着终结, 它也可以是一个新纪元的开始, 象征着理论视角从单一性走向多元化, 以及一个学科在经历了崛起与积淀之后再次焕发新生。尽管这些构想目前还处于理论层面, 并未在翻译研究中大量展开, 但无论如何, 通过“弥补失去的时间”, 作者希望以上的探讨能够让更多的学者看到多元性别视角下翻译研究的理论与政治潜能。

参考文献及注释省略，原文请见《中国翻译》2019年第2期，侵删。

【作者简介】孙子尧, 南开大学在读博士。研究方向:性别与国际关系、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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